A、在解放军报社“打工”

    北京，作为首都是一个国家政治、文化的中心，是全国亿万人民向往的地方。对于我们这些在北京上学的莘莘学子来说，更是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人生有无数次的选择，每一次的选择都对你的成长进步和事业的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两年的学习就要结束了，同学们都“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方设法争取留在北京。因为，大家都感到这里是让有梦想的人，实现梦想的地方。

    又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这时的我也在做着艰难地选择：是留在北京？还是再回到原单位？我在不断地权衡利弊。

    留在北京对今后的发展肯定大有好处，但到一个新单位，一切都得从零开始；再回到原单位，过去打下了基础，领导重视，环境熟悉，工作起来轻车熟路。

    事业和发展重于泰山。我最后打定主意，一定要争取留在北京。

    1988年11月17日，我在北京召开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的新闻发布会时，认识了总政治部群工部副师职干事郑怀盛。后来，他调到军报后备部任主任。我到北京上学后，一直与他保持着联系。在上学期间，他还约我和同学郭文忠为他负责的杂志《中国民兵》写了一篇“《地道战》的故乡”的文章：

    《地道战》的故乡

    燕山山脉脚下有一个顺义县龙湾屯乡焦庄户村。这是个只有300多户的偏远小村，因地道战而闻名中外。人们熟知的电影《地道战》就在这里拍摄的。不久前，我们走访了这座古老而英雄的村庄。走进神奇如同这宫一般的地道里，焦庄户村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张自颐馆长打开话匣子：“从抗曰战争到解放战争，焦庄户的民兵共消灭敌人150多名，而自己只牺牲了7位同志……”

    高老忠和马福：关于一座孤坟

    在焦庄户村东北角有一座孤坟，掩埋着老村长马福。他就是电影《地道战》中高老忠的原型。电影中有这样一个镜头：当高老忠夜晚披衣来到村口时，发现了正在悄悄进村的敌人。于是，他在黑夜中，向大槐树跑去，当他终于将警钟敲响时，却被敌人包围了。钟声惊醒了熟睡的村庄，钟声发出了战斗的命令。然而，他被敌人的子弹穿透了胸膛……

    所不同的是，生活中的“高老忠”没有牺牲。他是1979年老死的。早在1939年秋天，在焦庄户建立民主政权时，他当选为焦庄户的第一任村长，并担任了村党支部书记。后来，他亲手组建了焦庄户民兵中队，并由20多人，发展到80多人，成为对敌斗争的有生力量。

    在对敌斗争的残酷日子里，敌人三番五次进村抓人。他家中几间草房被敌人烧了，变为一片废墟，他哥哥也被敌人抓住打得皮开肉绽。赤手空拳，怎能与敌人斗争？他想到了枪。在一天夜里，他便率领十儿个民兵来到了伪保长家，让他把枪“捐献”给游击队。有了枪，马福便拟定了第一个行动计划：开展除奸工作。打掉敌人的耳目。除掉汉奸伍一子后，马福的名声大振，让鬼子伪军闻风丧胆。

    在老村长马福的领导下，焦庄户村的抗日斗争局面很快打开了。他们埋地雷、扒铁路、被公路、割电线，给敌人一个又一个沉重打击。仅割电线就3万多斤。

    1943年冬天，这里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鬼子认为大雪天不会有民兵活动，便想利用这个机会运送物资。这天，马希率民兵中队在公路上埋了地雷，尔后，他们埋伏在路边的树丛里。等到鬼子的汽车开进雷区时，一声巨响，汽车被地雷炸翻了。民兵和区小分队20多人一拥而上，打死押车的鬼子，缴获了电台、步枪、子弹和车上的所有军用物资。当敌人增援时，民兵们早已进入地道，无影无踪。无疑，老村长马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今天，他在历尽了艰难困苦，饱尝了人间的风雨雪霜后，静静地安息在村东北的坟地里。焦庄户人民没有忘记他，每年的清明节，全村的人都会来到他的坟前，给他扫墓。

    过去的岁月与今日的泪水

    在没有见到石英宁时，我们先见到了她的茅舍，5棵高大的杨树矗立在院子里。

    我们没有进屋，久久在杨树下站着，回忆着这4间屋内屋外曾发生过的故事——

    石英宁是17岁那年嫁到焦庄户的，那一年是1943年初春。她做姑娘时曾念过两年书。来到焦庄户后，当上妇救会主任。从此，她便发动全村妇女，积极为前线缝制军衣、军帽、草鞋。

    1944年正月初一，县妇救会主任苏健来焦庄户开展工作时，突然，在村南的雪地里遇上了敌人，一颗子弹击中了苏健的脚脖。她负伤了，被安顿在石英宁的家中；白天，石英宁便将苏健背进地道内躲藏，低矮潮湿的地道进出极为困难，石英宁抱着苏健一步一步地往地道里拖。

    由于地道内条件恶劣，苏健的伤口恢复得很慢。2个多月后，苏健的脚才有所好转，伤口也渐渐地好了起来，终于可以重返前线了。当苏健紧紧抱住石英宁做最后的告别时，她俩都哭了。

    这一别，就是42年。当年只有18岁的石英宁，如今已是60岁的老人了。而苏健，也是63岁的老人了。她已从保定农业大学的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每当她跟儿孙们讲起过去的往事，总想要寻找40年前的救命恩人。

    1976年，她们相见了。那天，石英宁没有在家，苏健来到草房前，久久伫立，她仿佛看见了当年那位年轻媳妇为她端水送药的情景。石英宁串门去了。当她回到家远远地看见苏健时，竟问：“你找谁？”苏健没有说话，只扑上去抱住了她，在我们见到石英宁时，看到这位老人身体很健康。石英宁告诉我们，她是在1944年入党的，但现在，她已经不再是党员了。说罢一阵伤感。为什么？我们不解。

    她说：她的丈夫原是民兵中队长，后因被捕，被敌人关了半年多。当她的丈夫被我地下工作者救出后，村里有的人使怀疑她丈夫变节了。而她，因此中止了党的关系。她并不在乎，照样为前线缝制军衣、军鞋。在解放后的许多年里，她曾想到过要党组织调查这段历史，她的唯一要求是把她的党组织关系接起来。然而，她最终未能如愿。

    在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的《解说词》里，只做了如下记载和介绍：“1943年4月，焦庄户成立妇救会，石英宁任第一任妇教会主任。”对于她入党的事只字未提。

    她希望在她的有生之年，能接上党组织关系。乡武装部长说：“她一个农村老妇，别无它求！”

    她仍然在等待着。

    皇帝、战犯以及毛泽东的心愿

    有一个日子让焦庄户人觉得有些不平常，那是1965年10月24日。一辆高级轿车在焦庄户地道战遗址纪念馆前停了下来。从车里走出一位戴眼镜的老人。

    这位个头不高且有些瘦弱的老人，是中国最后一个皇帝，爱新觉罗·溥仪。

    “皇帝来了！”

    “小皇帝来了！”

    村民们的说话声让溥仪听见了，他便回过身来，友好地向人们点了点头，说：“我可不是皇帝了，是不是小皇帝了！你看，我如今可是一个平平常常的老头了。”馆长握着溥仪的手说：“欢迎欢迎，先生做皇帝时我还是您的臣民呢！”溥仪微微一笑，忙摆手说：“老黄历了，不提不提！”

    小皇帝来焦庄户了。这消息不胫而走，全村人便争先恐后想一睹这位昔日皇上的风采。

    溥仪在馆长的引导下，先参观了焦庄户的民兵英雄事迹展览，尔后又小心地钻入地道，转悠了老半天，最后从牛槽出口爬出来，十分兴奋地对馆长说：“了不起，这地道真了不起！”馆长说，那就留墨迹吧！

    “中华儿女多奇志，不爱红装爱武装。”这是溥仪的题字。他说他特爱毛主席的这首词。接着，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批示。第一批特赦战犯杜聿明、范汉杰、廖耀湘、宋希濂等一行获准来参观地道战遗址。当年的老村长马福与他们一一握手。杜聿明后来才知道，与他握手的这位普通老头，就是当年声震冀东战区的“老统一”。而马福心里也在嘀咕：噢，原来我们费劲打的就是你的部队。

    时针倒拨。

    1948年2月28日深夜。以杜聿明为兵团司令的国民党军队的一部1400多人，向华西、华北门户焦庄户发动了一次大规模进攻，他们要清理一下这个门户上的所有障碍，以确保这个门户内安定。然而，焦庄户的130名民兵，在马福的领导下，与这10倍多的蒋军展开了残酷激烈的地道战。他们用各式土枪土炮和自制地雷，同现代化装备的敌人作战，连续多次重创从东、西、北三面而来的敌人。这一仗，让杜聿明十分恼火，他甚至怀疑是否遇上了“共军”主力。当他确信不是主力部队时，又集中兵力从南发动攻势，结果，被马福的“关门打狗”战术，用了一天时间，与邻村民兵一起，终于打败了敌人的进攻，切断了华北与东北的交通，置杜聿明于孤军之地。据说，此事在蒋军中引起极大震惊，蒋介石曾在电话上大骂杜聿明。而在焦庄户的民兵指挥部岗楼上空，“人民第一堡垒”的红旗仍高高飘扬着。

    看过浩然的长篇小说《艳阳天》的人，谁也不会忘记主人公萧长春。在焦庄户，我们见到了“萧长春”，只是他叫肖永顺。我们想听一听他与浩然以及有关合作社的故事。他说：“我认识浩然那年他才20岁。他当时是《河北日报》记者。他常来焦庄户，也常住在焦庄户。那时，他腰里总是带一把手枪，骑着自行车挨个村跑，累了，就在农民家歇息；饿了，就到农民家吃一口。若事不急，他便同农民一起下地干活收庄稼。他的小说《艳阳天》就是以焦庄户为背景创作的。那是1965年，他给小说起名叫《惊涛骇浪》，后来才改为《艳阳天》的。

    60年代初，肖永顺作为“全国劳动模范”、“民兵战斗英雄”，得到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他作为一个“民兵战斗英雄”出席了全国表彰大会。毛主席曾亲切地说：“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你们利用地形开展游击战争，不简单呐！我以后一定到你们挖的地道里看一看！”但是，毛主席终于因国事繁忙，而未能如愿。时至今日，一直成为焦庄户父老乡亲们的一件遗憾事。

    （原载《中国民兵》1991年2期）

    这样，我就把我的想法告诉了郑怀盛主任。由于关系处得不错，郑主任非常重视，经过多方努力，在多数同学未能如愿留京、回到原单位的时候，我却如愿以偿地被借调到《解放军报》社后备部帮助工作。

    借调，也就是工作关系还在原单位，工资、福利都由原单位发，人在报社工作。经过一段时间后，表现得好就可以正式调入报社。

    到了报社工作后，我才深深体会到在军报发一篇稿子是多么的难。全军几百万部队，每天寄到报社的稿子，都用麻袋装。那时报纸就四个版面，报纸发的每一篇稿子，不说是万分之一，也得千分之一。现在想想，我当兵第二年就在军报上发表了4篇稿子，确实是个奇迹。

    我很珍惜这次机会，工作非常努力。

    1991年11月20日，云南发生了一起持枪抢劫昆明翻胎厂刚从银行提出来的工资款案件，厂专武干部黄学智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国家和人民财产。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播送了黄学智的英雄事迹后，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批示，对这一典型要大力宣扬。

    专武干部属于军报后备部宣扬的范畴，于是，郑主任把这一任务交给了我和同在军报帮助工作的孙洪涛。

    接到任务后，我们立刻乘飞机赶到云南昆明翻胎厂进行了采访。由于英雄的事迹非常感人，再加上材料翔实，我们很快就写出了稿子。云南省军区宣传处的同志对我们非常热情，当完成了采访任务后，又专门派人带着我们到西双版纳、石林、大理、中缅边界等地游览观光。我还趁机在属于缅甸的国土上照了一张照片，算是踏出了一次国门。

    回到北京后，我们采写的长篇通讯《回荡在春城的凯歌》很快在《中国民兵》杂志头题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

    回荡在春城的凯歌

    ——记云南省昆明市翻胎厂专武干部黄学智

    引子

    当北国寒风凛冽，银装素裹的时候，这里仍是山青水碧，百鸟啁啾。波音747客机在空中盘旋一周后，平稳地降落在这个四季温暖如春的城市——昆明。

    黄学智，你这位普普通通的专武干部，我们追踪你，是为了解开一个谜。

    昆明上空的枪声

    1991年11月20日，春城昆明丽日蓝天，微风隐隐。穿市而过的盘龙江西上，来自西伯利亚的红嘴海鸥在自由地翱翔，清闲的人们，正逗引着孩子向天空投撤面包及各种食品，以欢迎这象征着给春城人民带来了吉祥如意的“远方来客”。大街小巷到处可见“以亚运精神迎接第三届中国艺术节在昆明举办”的宣传标幅，整个昆明处在一派静谧、祥和的氛围中。在僻静的南华街，突然，一支冰冷的枪口抵住刚从南屏街上银行取款出来，正等车返回的昆明市翻胎厂会计胡慧芳的太阳穴上，“不许动，把钱交给我！”在这生死关头，胡慧芳紧紧抱住钱袋。陪同护款，站在不远处的厂专武干部黄学智看到此情景，立即意识到：出事了！有人要抢钱！他，不顾个人安危，面对乌黑的枪口一个箭步冲上前去，伸出左手抓住歹徒持枪的右手腕往上一扭，挥起右拳向歹徒肘关节部砸去。只听“叭”地一声，子弹呼啸着射向天空。歹徒的身子晃了晃，疯狂地挥舞着拿枪的手，嘶力地叫道：“哪个敢上来！”此刻，一同前来取款的该厂财务科长陈祖银，不顾自己左腿残疾，猛扑上去死死勒住歹徒的脖子，“叭”第二枪响了，子弹射在出纳员介莉的脚前，直冒青烟。介莉毫不犹豫，一边扑向歹徒，一边大声呼喊：“抢钱了！抓坏人！”歹徒也疯狂地叫着：“谁上来就打死谁。”并拼命挣脱，企图开枪射击，但黄学智、陈祖银两同志仍紧紧抓住他的右手往下按，致使罪犯枪口朝下不能对人射击，又一颗子弹飞出枪膛，打在地上。趁此机会，胡慧芳拎起装钱的袋子，交给快步迎上来的另一会计李玉坤，把钱袋转移。这时另一名罪犯看到同伙被擒，即提着枪冲到黄学智、陈祖银身后，用枪管、枪柄猛砸二人的头部，妄图解救同伙。顿时，黄学智、陈祖银两位同志头部鲜血直流，陈祖银不幸被打倒在地，黄学智的双眼被喷涌的鲜血遮住了，但他仍然紧紧抓住歹徒持枪的手，他只有一个念头：“我就是死，也决不松手！”陈祖银忍住头部的剧痛，翻身跃起和黄学智一道压住歹徒，他想：只要牢牢抓住这个罪犯，其他的最终也跑不了！

    正在这紧要关头，闻声赶来的昆明市电器厂一服务公司经理曾明贵挺身而出，他机智地绕到另一歹徒的身后，瞅准时机勇敢地冲上去，一把抱住歹徒的腰和双臂，抬起全身，使其双脚悬空。歹徒乱蹬乱踢，拼命挣扎，无奈双臂被曾明贵死死勒住，子弹再次飞向天空。年逾花甲的省建三公司退休老工人岳继先从家中跑出来，弯腰去抓歹徒的脚；路过此地的个体劳动者胡云顺听到曾明贵喊话：“快来下他的枪！”即冲过来双手拉住歹徒的右手。经激烈搏斗，夺过了歹徒的枪，并用枪柄向还在拼命挣扎的歹徒头部砸去。在闻讯赶来的“迎宾楼”米线馆女经理赵育梅及其他群众的协助下，黄学智、陈祖银也夺下了另一个歹徒的枪，将其制服。

    这场正义与邪恶的战斗，前后仅用了10多分钟。

    据审查：这两名歹徒，一名叫陈宏图（男，24岁）。是黑龙江省佳木斯市人，系该市纺织厂工人。去年6月自动离职，流窜云南，与其表弟、佳木斯市无业人员赵宇林勾结，租住北河堤一农民出租房，先后两次窜到边境以高价在黑市上购买了两支手枪、子弹85发。他们认为：“手里有了枪，搞钱就容易了。”多次策划，准备抢劫到银行提取现款的人。

    然而，这一切只不过是黄梁美梦，在强大的无私无畏的春城人民面前，两名歹徒得到的则是两颗正义子弹的惩罚！

    英雄群体的雕塑

    参加这场生死搏斗的有干部、工人、个体户；有党员、群众；有老的、有少的；有男的、有女的，来自不同行业，不同阶层。他们都以自己的实际行动，为维护社会治安立了大功。这难道不正是一组英雄群体的雕塑吗？

    当上述同志与犯罪分子展开英勇搏斗的同时，还有许多同志也正在为尽快制服歹徒而奔忙着。昆明市电器灯具厂营业部经理陈立新迅速打电话向公安局“110”报警，市旅游服务公司商品经营部出纳员莫琼仙也跑步到南强派出所报案。

    南强派出所接到“有人在南强街打架”的报告后，并没有因为把抢劫误报为“打架”这样的“小事”而漫不经心，而是闻讯迅速出动。民警贾志雄等4人和联防队员耿代辉迅速兵分两路向出事地点包抄过去。正在户口段工作的户籍民警段伟也闻讯冲向出事地点。同时，盘龙分局防暴大队、市公安局防暴队也迅速赶到现场。

    在这场与罪犯展开的生死搏斗中，还出现又一曲使人兴奋的凯歌：当出纳员介莉同犯罪分子搏斗时，她身上挎的装有5028.33元现款的挂包带被扯断了，现款撒了一地，谁也顾不上去拾。当犯罪分子被制服后，尽管街上人很多，随手可以捡到钱，但事后将地上的钱集中到派出所清点时，竟然一角一分也不少！参加清点的人无不感动，大家说，这真是一曲共产主义凯歌，是对所谓“90年代良心贬值，人人向钱看”议论的有力批驳。

    在这场生与死的搏斗中，这么多有名的或无名的群众参与进来同犯罪分子搏斗，不是偶然的，这是云南省委、省政-府和昆明市委、市政-府多年来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的结果。对此，我们曾经访问了这一英雄群体雕塑中的几位，且听听他们是怎么说的。

    昆明市翻胎厂专武干部黄学智说：“几年来，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坚持不懈地抓精神文明建设，培养人民群众的高尚品德和职业道德。我跟财会人员来取款，职责就是保护钱，一看到罪犯亮枪，我马上就明白他是要抢钱，我怎么能够让他得逞呢？所以面对歹徒的枪口我毫不犹豫地冲上去了。”

    胡云顺说：“平时我最痛恨抢劫、撬门扭锁的歹徒和吸毒的坏人，前几年，看到报纸上刊登的青年记者安坷斗歹徒，周围人无动于衷，致使这位记者光荣献身，非常气愤，当时我就说，假如我碰上绝不袖手旁观，这不真正遇上了，我就冲上去了。”

    赵育梅说：“就是，前几年报纸还刊登过空军干部李鹏礼见义勇为，许多人眼看着他被歹徒刺死，真是不可思议，如果我在场，丝毫不会犹豫。”

    这就是为什么手中有枪的犯罪分子败在手无寸铁的春城人民手下的原因。

    去年12月2日，为伸张正义，弘扬正气，昆明市委、市政-府在市公安局礼堂隆重召开表彰大会，对见义勇为与歹徒英勇搏斗的11位干部和群众给予了表彰。中共昆明市委、市政-府决定：授予黄学智、陈祖银、曾明贵“昆明市治安模范”光荣称号。同时授予黄学智、陈祖银“保卫国家财产优秀干部”光荣称号，授予曾明贵“昆明市见义勇为勇士”光荣称号；授予介莉、胡云顺、岳继先“昆明市优秀治安积极分子”光荣称号；授予赵育梅、胡慧芳、李玉坤、陈立新、莫琼仙“昆明市治安积极分子”光荣称号。另外，给盘龙公安分局南强街派出所记集体三等功，给贾志雄、周松等6名干警嘉奖。

    浩然正气满春城

    春城群众勇斗歹徒的壮举和两位勇士负伤的消息通过新闻媒介传播后，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全国各地许多单位和群众向有关单位打来电话、电报，询问伤情，表达崇敬之意。中共云南省委政法委员会副书记杨发银、昆明市副市长傅国英、市政-府秘书长李江、省公安厅副厅长兼昆明市公安局长杨明等同志，先后到昆明市第一人民医院看望了黄学智、陈祖银，关切地询问了他们的伤势，赞扬他们是维护社会治安的有功之臣，不愧是春城勇土。傅国英副市长还指示医院的领导，一定要选派最好的医生为他们治疗，把他们的伤尽快治好。

    中央社会治安治理委员会也给云南省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办公室友发来致敬电。

    在昆明市翻胎厂，勇士们的事迹更是激起了巨大的反响，职工们络绎不绝地找到厂领导，要求组织干部群众去慰问他们，以表达全厂职工的敬佩之情，要求重奖他们，以鼓励发扬这种在关键时刻置生死于度外的无畏精神，要求解决黄学智住房窄小的困难，以表示工厂和全体职工不能亏待他们……

    两天之后厂里就做出了决定，为黄学智记一等功，为陈祖银记二等功，并给黄学智、陈祖银晋升一级工资。该厂厂长王棠森说，正义总是要战胜邪恶，这是我们社会的一个优势，工厂之所以要作出这些决定，就是要鼓励更多的人们，在邪恶面前敢于挺身而出，见义勇为，社会治安才会越来越好，企业的经营发展也才会有安全保障。

    当我们见到黄学智时，他已出院回家休养。他那不足12平方米的简易木板房虽不宽敞，但收拾得整齐有序，踏进房门，最引人注目的是他亲手刻在一个瓷盘底上的宋代著名诗人苏轼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诗句。采访问，他向我们讲述了这样一件事：他们厂里有一个青年职工，平时牢骚满腹，总感到现在社会风气不好，当听说了人民群众斗歹徒的事迹后，深受感动，他买了水果、营养品多次去看望黄学智。黄学智感慨地说：“可见正义之举是如何深入人心，我受的伤再重也值得！”

    黄学智在众人协助下勇擒歹徒的英雄壮举，决非凭一时的冲动。前年8月的一天，他带着妻儿到棕树营菜市场买菜，看到有一个扒手趁一位正在买菜的女同志不备，将其放在自行车篮中的提包拿走。黄学智立即追上前去，帮那位女同志索回了装有现金的提包。去年10月4日晚，昆明地区下了一场大暴雨，深夜两点，黄学智被一阵“快来堵水”的叫喊声惊醒，起来一看，洪水离自家门台阶只有二三厘米高了，但他没有顾自家，毅然跑去帮别人家堵水，直到把三位孤寡老人的门坎全堵好后，才跑回自己家里，可此时洪水已开始流入了房间……

    这次粉碎抢劫案的事实证明，搞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教育，大力弘扬正气，人人动手，立足于行动，再狠毒、再凶残的歹徒也会变成过街老鼠。社会治安就会一天一天好起来。

    （原载1992年第3期《中国民兵》）

    B、儿子燕歌的诞生

    四月的北京，郁郁葱葱，生机盎然。我出色地完成这次采访任务后，就向郑主任请假回到了济南。因为妻子燕萍孕育的新生命预产期就在4月底。

    我是4月16日下午到的家。当我看到妻子燕萍凸起的肚子、笨重的脚步，既高兴又惭愧。高兴的是我们俩爱情的结晶，一个幼小的新生命即将诞生；惭愧的是妻子燕萍为此付出了很多很多，可我却没能常在她身边陪伴照料。

    常言说，父子连心。孩子好像知道爸爸回来了，就在我回家的当天夜里，妻子燕萍就有了反应。我赶快跑到车队要了一辆车，将妻子燕、萍送到济南市第一人民医院妇产科。

    为了在照料怀孕的妻子和即将出生的孩子，我的母亲舍弃了农村的“大家”，已提前一段时间来到了济南。

    妻子住进医院后，由母亲在里面照看，我就在门外焦急地等待，并向老天祈祷，保佑妻子和孩子平平安安！

    夜里，孩子虽然在妻子的肚子里“折腾”了几次，但到了天亮仍然没有生出来。

    母亲看到刚从北京回来，站在门外也一夜没睡、疲惫不堪的我，非常心疼，就说：“现在不‘折腾’了，怕一时半时还生不下来，你先回去睡一会吧。”

    听了母亲的话，浑身酸疼的我也没多想，就回去休息了。没想到等我睡醒再赶到医院时，孩子已在下午一点零五分出生了。这使我感到非常遗憾！我千里迢迢从北京赶回来，却没能见证那个激动和兴奋的幸福时刻。

    在妻子的月子里，我尽心尽力地照顾，以弥补我过去的亏欠。我给孩子起的乳名叫“楠楠”，字面的意思是：常绿乔木，木材坚固，是贵重的建筑材料。大名叫“梁燕歌”。前两个字是我们俩人的姓，后面一个“歌”字，寓意孩子是我们共同谱写的一曲优美动听的歌。

    在孩子满月几天后，我的假期到了，我不得不忍痛割爱回到了北京解放军报社。

    在临走时，我在孩子满月的记事册上给孩子写了这样一封信：

    亲爱的儿子燕歌：

    给你过完了满月，爸爸很快就要回北京了。你和妈妈及奶奶在家，希望你要乖乖的不要淘气。爸爸作为一个男人，一直以事业为重，少了些儿女情长。但自从有了你后，爸爸好像变了一个人。望着你那白净的小脸，还有那一眨一眨的大眼睛，我竟有些恋恋不舍。燕歌，别怪爸爸心狠，爸爸也是万般无奈，因为爸爸的愿望还没实现。那就是爸爸争取在事业上有更大的发展，给你将来创造更好的学习条件和更优越的生活环境。我记得台湾著名女作家三毛在《守望的天使》一文中写道：“每个人生命中最真诚的天使是自己的父母，天使终其一生舍尽全力来为自己的孩子挡风遮雨。”

    但要实现这个愿望，爸爸还必须不断努力，不断拼搏。没有风雨，哪来彩虹？不经一番风霜苦，哪来梅花放清香？

    亲爱的孩子，你是我们的希望，是我们的未来，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我们永远爱你！！

    你的爸爸：梁祖国

    1992年5月18日夜

    C、“屋漏偏逢连夜雨”

    回到报社不久，《中国民兵》杂志社针对海湾战争后，社会上关于人民战争“过时论”，开展了有关“在高科技条件下还能否打人民战争”的大讨论。

    为了搞好这次大讨论，后备部进行了周密的筹划，准备采访在部队德高望重的老首长、老领导请他们发表自己的观点。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军报后备部郑怀盛主任、毛文龙副主任，带着我采访了老红军、时任国防大学校长兼政委的张震上将（不久晋升为军委副主席）。

    在战争年代出生人死、英勇善战的张震上将，没想到这么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在一上午的采访中，他有理有据地驳斥了“人民战争无用论”，高屋建瓴地阐述了在高科技条件下，同样离不开人民战争的鲜明观点。

    在采访结束，我们即将离开时，从室外走进来一位于拿相机、长得很精神的中校军官。他进来后说：“你们见一次首长不容易，我来给你们照几张合影。”

    听到这话，我们几个喜形于色、非常高兴。这时，只见张校长说：“这是我的秘书小梁，梁新武。”

    当我听说姓梁时，心头不由得一热。心想，我们是“一家子”。梁姓在全国来说算是小姓。

    当梁秘书听说我也姓梁后，更显得亲切、热情。后来，我知道我们不但同姓，而且还是山东老乡呢！

    在临走时，我们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我们采写的张震校长的文章，在《中国民兵》杂志发表后，很快在军内外引起强烈反响。正在这时，由于我来报社一年多的良好表现，报社政治部分管人事调动的山东老乡告诉我说，我已被正式列入调动人员名单。经常宣传别人的人，也比较讲究对自己的宣传时机。在这个关键时候，我军艺的同学郭文忠又趁热打铁，为我写了一篇宣传我的文章发在了由军报主办的《新闻与成才》杂志上：

    我为拥有那一段生活自豪

    ——梁祖国印象记

    作者：郭文忠

    在影视界，年仅29岁的梁祖国属于成就比较惹人注目的一位。两年获了全国、全军和山东省的六个奖。而知底细的人知道，他原是一名普通的新闻干事。

    我与他相识是在1989年秋日的北京，那时我们共同走进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读书，在此之前，他已有点名气了，并且受到过中央首长和军委首长的接见。他的电视连续剧《重返沂蒙山》得到了文艺界老前辈们的热情肯定。但我没有想到，在军艺学习的两年间，他又连续推出三部电视剧和一部电影剧本。我开始有些纳闷：他的艺术创作精力何以会如此旺盛呢？后来，熟悉了他，知道了这绝非朝夕之功，新闻干事生活的积累，是他创作不竭的源泉。他拥有丰富的生活根基。

    1980年，梁祖国从山东禹城入伍。大约还是一名新兵的时候，他便爱上了新闻报道工作。从此，身边战友们的学习、工作和自身的生活感受，都成为他描绘的对象，大半年下来，他竟有三篇稿件登上报，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收获。很快，他被调借到团政治处报道组，一干就是三年。三年间，他不分昼夜地调查、采访、写稿，忙得不亦乐乎。他勤奋，会利用点滴时间采写稿件；他用功夫观察生活，刻意求新，因而他写的消息、通讯命中率高。十多年后，当他回忆起那段日子时，充满深情地说：“那是我生命里值得珍惜的日子，丰富的生活，已成为我今天创作影视作品的宝库，我为拥有那一段生活而自豪，我感谢那段充满艰辛与激情的生活。”

    1984年，他从济南陆军学院新闻班毕业，分配在山东省军区司令部从事新闻报道工作。这期间，他的新闻作品开始向题材深度和体裁的广度开掘。《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多家新闻单位刊用他写的消息、通讯、报告文学、人物专访等。1987年，他走进了山东艺术学院编剧进修班。在这里，他如饥似渴地阅读世界艺术大师的作品，领悟着艺术的召唤与教诲。学习结业时，他捧出一部手稿：《重返沂蒙山》四集连续剧文学剧本。这部反映老区人民自强不息的革命精神，讴歌人武部热心扶贫，老将军心系老区百姓的连续剧，三易其稿，终于搬上中央电视台，并在黄金时间里向全国播放了，立刻在全国引起反响。时代需要这样的片子，社会需要沂蒙山人的无私奉献的精神。

    社会各界热切关注着这部电视剧，如同当年关注《高山下的花环》一样。党和国家领导人杨尚昆、万里，国防部长秦基伟、总参谋长迟浩田及影视专家评价说，这是一部催人泪下，发人深思的好片子。首都各报刊载文盛赞该剧在艺术上思想上的成功。总长迟浩田上将利用午休时间，一气看完这部片子，晚上让秘书将梁祖国接到总参二所陪他吃饭。总长告诉他：我几次流泪才看完了这部片子，我以一个老兵的身份感谢你！国防部长秦基伟上将也接见了梁祖国。

    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王愿坚在一次上课时动情地说：“《重返沂蒙山》，我是流着眼泪看完的！”而此时的梁祖国，创作激情更盛，又接连推出了连续剧《昆仑山上的女兵》（四集，天津台拍）、《血染京华》（上、下集，烟台台拍）、《绿色行列》（上、下集，中国艺术研究院拍）和电影文学剧本《摇荡的红纸船》（与郭文忠合作）等作品。

    当有人问梁祖国艺术与新闻之间他选择哪一个时，他说：“二者不可分割，如同手足！”这就是他对待新闻与艺术的态度。

    春天是播种的季节，毕业后的梁祖国没有停止追求。《飞越沼泽》、《美的捍卫者》、《毛泽东和他的摄影师》（与孙洪涛合作）等三部电视剧，在今年春夏时节，分别由中央电视台、中国艺术研究院等单位拍摄。

    （原载《新闻与成才》杂志1992年第七期）

    得知这一消息后，我感到自己的努力总算快有了结果，几年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内心的高兴和喜悦，是用语言无法表达的。

    老子说：“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伏。”这事真是不假，没想到没过多久，就真的飞来横祸，差一点毁了我的一生。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在一个周末的晚上，北京卫戍区驻太原办事处主任王高计请我和几个朋友，在“阿静粤菜馆”吃饭。几个朋友因为好久不见，大家开怀畅饮，喝得非常尽兴。没想到在结账时，因支票的章稍有模糊，王主任便与饭店人员发生了争执。作为重感情、讲义气的山东人，我岂能坐视不管。于是，我起身赶过去也与他们争吵，饭店的人员依仗他们人多势众，有个员工上来推了我一把，我一下摔倒在石板上。当时，我借着酒劲猛地站了起来，没想到“咣当”一声又摔倒了。这时，我下意识地一摸膝盖，“轰”的一声大脑一片空白。因为，膝盖变形了。心想，这辈子我可完了。王主任等几个朋友，看我躺在地上呻吟，就赶快找车把我送到了北京军区总医院。

    到医院后，经过医生拍片检有确诊为“髌骨粉碎性骨折”。当时，我最担心的是今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那时，已荣升为军委张震副主席秘书的梁新武得知此事后，便给他的朋友、北京军区总院杨副院长打了个电话，意思是：这个人还很年轻，一定要不惜代价，让其别留后遗症。

    北京军区总院领导非常重视，专门安排知名专家精心为我做了5个多小时的手术。做手术时因为打了麻药，没有感觉到疼，可麻药过后，我疼得在床上直打滚。这时，多亏了王高计主任和她的爱人陈唤章，在我刚做完手术后，他们一直守在我身边，给予我很多照顾和安慰。

    在我躺在医院的床上时，可急坏了远在济南的妻子燕萍。以前，我们基本每天都通电话，这一下七八天杳无音信。那时没有手机，她把电话打到报社，报社的同志闪烁其词；她打给我在北京的朋友，朋友更是吞吞吐吐。各种迹象使她预感到我是出事了，就准备买票来北京看看。王主任看实在瞒不下去，就“实话实说”了，并转达我的意思，千万不要告诉我的父母。

    手术拆线后，我被转到总院的高干病房，继续接受治疗。那时，每天晚上电视台正播放台湾电视连续剧《京城四少》，剧中跌宕起伏的情节、悲欢离合的人物命运，深深地吸引了我。特别是里面的插曲《潇洒走一回》，曾给我带来了战胜困难的勇气和力量。

    我们老家在台湾工作的梁尚忠老爷爷，听说我腿受伤后，从台湾乘机到香港，又转机飞到北京看望我，并给了我100美元。那时100美元可是大钱，也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美元。

    见到尚忠老爷爷后，我当即决定提前出院回家休养。在我的百般恳求下，主治医生终于同意了，并且，特别交代因我伤势比较重，在家休养至少一年。于是，我拄着双拐和老爷爷一起乘火车回到了济南。

    父母听说我回去，都特别高兴。当看到我拄着双拐、被别人搀扶着走进家门时，父母一下愣住了！霎时，泪水盈满眼眶。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常言讲“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在家休息半年多后，调军报的事自然就泡汤了。这时，省军区司令部直工处徐处长让人通知要找我谈话。我拄着拐杖来到徐处长办公室，他告诉我，由于我毕业后一直在外帮助工作，也就是“种了人家的地、荒了自家的田”。现在各单位都在落实编制，所以，组织已确定你转业，并且，司令部党委己研究通过。意思是说，一切都不可改变了。这突然的“噩耗”如晴天霹雳，使我差点晕倒在徐处长的办公室里。这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使我猝不及防。我经过千难万险才提拔为干部，总想在部队干出一番事业，转业的事从来没考虑过。当时，我只是一名副营职干部，转业到地方也就是一般工作人员，谈何事业和发展？

    又到了人生的十字路口。回到家后，我饭吃不下，觉睡不着，常常睁着眼到大天亮。我想了很多很多，但想得更多的是我今后的发展和作为家庭大哥的责任。

    三弟祖刚1986年底到济南军分区当兵后，被分到司令部炊事班干炊事员。他开始有些想法，我就给他讲“革命工作，只有分工不同，没有贵贱之分”的道理。此后，他在炊事班积极工作，刻苦钻研烹调技术，很快考取了三级厨师。不久，他调到了潍坊军分区。在潍坊军分区他学习了驾驶技术后，就调到济南某旅，又调到北京武警总部西单招待所。

    二妹倩倩1987年底应征入伍，这在老家的四邻八乡曾引起轰动。因为当时就是在全县也没听说过有农村女孩能当兵的。倩倩开始在隶属济南军区的河南某师医院服役，后来调到了潍坊某师医院，又调到了山东省军区通信营门诊部。

    四弟祖宝1992年底入伍到北京市公安局消防总队服役。弟弟妹妹们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归宿，我要转业离开部队，可能会使家庭原来的“宏伟蓝图”落空。为了将来的“宏伟蓝图”，我要抗争，绝不能向命运低头。实践证明，在关键的时候，我做出的选择是正确的。多年之后，三弟祖刚先是在武警被破格提拔为副连职干部，后调到二炮某仓库；又调到北京军区油料训练大队，现任基础教研室教员，团职干部，中校军衔。

    妹妹倩倩从部队复员后，先是安排到德州陵县工作。后来，在梁尚诚老爷爷的帮助下，又调到全国500强的国有大企业新华制药厂工作。

    四弟祖宝先是考取了北京市消防指挥学校，提干后不久就调到了北京市消防局机关，现任后勤部营房处助理员，营职干部，少校军衔。

    我心想，自从调到省军区工作一直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并且，还为单位赢得过荣誉，从没有出过任何问题。这次之所以安排我转业，主要是因为我军艺毕业后一直在外面帮助工作。但这一切都是组织批准的，我个人不应该承担任何责任。想到这里，我在妻子的搀扶下，先是找到韩副司令，他是原来的参谋长，过去一直对我不错。我向他陈述了我的理由后，他说，我早离开司令部了，新上任的参谋长不会听我的，我也不好说。他想了一会又说，我给政治部转业办于主任打个电话看看。于是，他要通了于主任的电话。于主任说，司令部与政治部是平级单位，转业指标又是我们政治部分的，所以，不让谁走这个话我们不好说。听了于主任的话，我看到韩副司令很为难，就和妻子表示感谢后，又找到省军区刘国福政委。刘政委说，司令部是一级党委，他们集体研究的事，我不好否决。你还是找找秦参谋长，司令部的事他说了算。秦参谋长是在我上学期间提拔的，我根本不认识，但我还是硬着头皮找到他。秦参谋长说，你从上学到现在离开司令部有2年多了吧？因你占着编制不能调人，你在单位的工作都是其他人帮着干的。假如你当这个参谋长，不安排你转业，安排别人，其他人会昨想？我说，我上学是组织推荐的，我在外面帮助工作也是组织批准的。再说，作为一名军人无论在哪里工作都是为部队做贡献。秦参谋长说，我只是省军区司令部的参谋长，全军的事我管不了。我与秦参谋长的谈话只好不欢而散。

    D、“柳暗花明又一村”

    看来在省军区留下这条路走不通了。怎么办呢？那就想办法调走。这时，我想到了在军委办公厅工作的梁秘书。于是，我给他打了电话，

    详细向他汇报了我的情况。听了我的汇报，他说，我先考虑考虑，并嘱咐我不要着急，一定要养好腿，不要留下后遗症。听了他的话，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人家在那么高的位置上，对我这个基层干部如此关心，真让我不知说啥是好。

    没过多久，我又给梁秘书打了个电话，询问调动事宜。他说，我已把你推荐给了总政机关，你就耐心等着吧！

    转眼之间，1994年的春节到了，可我们全家没有喜庆的气氛，更没有欢声笑语。因为确定我转业这个事，像一块大石头压在我的心上，使我整天愁闷苦脸，身体也日渐消瘦。父亲、母亲和妻子，这些最亲的人都看在眼中，记在心里，但谁也无能为力。在我们家还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刚刚2岁多的儿子燕歌，只有他还能从心底发出甜美、爽朗的笑声。

    春节到了，春天还会远吗？非常巧合的是，在春节期间中央一台正在热播台湾电视连续剧《春去春又回》。那时，我们全家唯一的乐趣就是围坐在电视机旁观看这部电视剧。剧中台湾歌唱家甄妮演唱的主题歌，如泣如诉，优美抒情，滋润着全家干渴的心田：

    “终于明白这一场离合悲欢，是我人生必须走过的旅程。万爱千情一直等到梦醒，爱怨如何说拥有却是短暂。谁的春天可以永远的停留，人生际遇各有起落不同，也许平淡平凡的心才不容易伤痛。我早已一无所有，只是深深记忆着美丽的感觉，依恋在我的心头。我其实一无所求，却也忍不住地想当春天再来，会不会与你相逢。”

    尤其是剧中由香港著名演员刘松仁饰演的男主人公张来福，他本来是富家子弟，却因为是私生子只好跟着养父在农村长大，受尽苦难。在养父的儿子失手杀人后，他代为顶罪，坐了五年监牢。在这期间，曾与他海誓山盟的女友，竟移情他代为顶罪的弟弟，使他受到奇耻大辱。在朱家来认他回去当“朱家少爷”时，他的养父，得知这一“喜讯”后，竟让亲儿子张长贵改名为朱子贵顶替。张来福从养父的态度上已经明白自己的真实身份，但为了报答张家的养育之恩，他还是毅然决然让弟弟去当“朱家少爷”，去享受荣华富贵。

    男主人公张来福，面对来自各个方面的困难、挫折、坎坷、屈辱，甚至是生命危险，都勇于向它们发起挑战，不屈服、不退缩；不放弃，不抛弃。他始终坚信没有风雨，哪来彩虹？最后终于大获成功。

    通过观看这部电视连续剧《春去春又回》，使我心灵从中受到强烈的震撼和洗礼。

    春去春又来。春节过后，天气渐渐暖和了，我盼望的春天就要来到了。身体是革命的本钱。天气变暖后，对我的腿恢复非常有利。为了尽快扔掉拐杖独立行走，我在室内不断地加强锻炼。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经过反复不断地练习，我终于能扔下拐杖独立行走了。这时，我就像一个刚学会走路的孩子一样高兴。

    在身体基本恢复后，我又给梁秘书打了个电话，汇报了我的身体情况，同时询问了关于我的调动问题。梁秘书说，我再催一催。但是，总部机关调人非常谨慎，有些必要的程序必须要走，你还要耐心的等待。这是关系到我前途事业的大问题，虽然有梁秘书的帮忙，但心里还是不踏实。因为，省军区的转业工作，还在按部就班地进行。那时我的档案已移交到地方转业办，下一步就是具体的安置问题，万一在正式安置前调不走的话，一切的努力都将白费了。在那时，真是“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但是，我没有任何别的办法，只有在焦急中等待，在等待中焦急。那段时间，用“度日如年”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由于梁秘书在首长身边工作，事情很多，工作很忙，我实在不忍心、也不好意思老打电话催。在那段时间，我的妻子燕萍一直陪着我一起痛苦、伤心和暗暗地流泪。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又经过3个多月焦急的等待后，1994年4月18日，终于等来了好消息：总政的调令已到济南军区。这时，我听说地方安置办已把我安置在济南市棉纺厂保卫科任保卫干部。

    “确定转业的梁祖国，调到总政机关了。”这在省军区成了一大新闻（那时，我是由省军区直接调到总政机关的第一人）。这给那些看到我确定转业幸灾乐祸的人，以有力的打击。同时，把硬让我转业的秦某某置于尴尬的境地。

    我们全家也就从那一刻起，脱离痛苦的深渊，每个人的脸上，又绽放出了笑容。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感觉到了世态的炎凉，人生的变幻莫测，今后做人、做事，一定要留有余地，不能太绝。

    能调到全军领率机关，这是全军多少干部梦寐以求、可望而不可及的事情。从接到调令的那天起，我就感到从此我的人生将有重大改变。

    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