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较于初级班和终极班的学员，书院对高级班这些已经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其实已经没多少可以传授的学问了。言情首发&乐&文&{}.{l}{}.{}让这帮人寄身书院，一方面是为了展现书院的教学成绩，另一方面有些教学工作也可以交给他们去做，以冲抵他们在书院的开销。当然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帮人自己所作出的选择。
对于高级班的这些读书人来说，放弃数年寒窗苦读考出的功名，投靠海汉从头再来，多少也是有些不划算的感觉。毕竟他们的功名在海汉人眼中并不值钱，去了多半也得从最底层的书吏做起。但如果能在下一次的乡试或者会试中考出好成绩，那立马就能山鸡变凤凰，可以选择的出路也就多了，至少不会沦落到依靠街头卖字作为营生手段的地步。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两句话一向被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奉为金科玉律，但自唐代开科取士以来，也只有考中“进士”之后才能有官可做。而进士的录取率一向很低，天下读书人只有极少一部分能够获得这种殊荣，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也没法通过这条独木桥混进体制内。
这种激烈的竞争当然是每个读书人在选择科举这条道路的时候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所以大部分读书人除了考取进士做官这个终极目标之外，其实也还是有比较现实一点的打算，比如说考取到力所能及的功名之后，就转行去从事别的职业。
比较体面又有收入保障的职业，大概便是给在任官员当师爷了。科甲出身的官员学的是四书五经，只会写写八股文，甚至有些靠着纳银捐官走上仕途的官员连八股文都写不了，要这些菜鸟官员上任之后去办理征粮收税、审人办案、迎来送往、上报拟稿、下发告示这些实际事务，多半都只能抓瞎。所以就必须要找一些有文化又懂实务的助手，来协助他们处理政事。
如果仅仅只是书虫，没有一定的社会经验，那也很难会得到官员的青睐，毕竟师爷这个职位并不属于衙门的正统编制，饷银都是由雇主官员自己掏腰包而非公费开支，没点真本事是肯定不行的。而科举考试并没有年龄方面的限制，所以当了师爷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参加科举。可以一边拿着优厚的待遇一边进修等下次考试机会，这对于读书人来说的确是一条极佳的出路。
当然了，如果本身有官方认可的功名，那做师爷的肯定会更高一些。州县官员一般会聘请有实务经验的秀才，而各省道台以上的官员聘请的师爷基本都是举人，并且这些高级师爷手中也将或多或少地掌握一部分官府实权，其身份地位就绝非普通读书人可比了。而且抓着从师爷身份跃升为一国重臣的例子，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晚清的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师爷出身的肱骨大臣。
但话说回来，官员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师爷这碗饭也不是人人都能捧起来吃，这个行业里也同样存在着竞争，能被聘请为师爷的读书人比例，其实比考中进士当官的也高不了多少。所以大多数人最终还得另谋其他出路。
比如文笔好的读书人可以专业代笔写公文，唐代诗人李邕一生中代写公文八百余篇，《新唐书》中记载“李邕代撰官折受筹银巨万，据此为豪富者。”类似这样的公文高手，还有贺知章、宋之问、骆宾王等人，靠着这个特殊的本事，也能混个衣食无忧。
此外也有落榜文人遵循圣人的先例，自己开书院或者给权贵做家教，依靠教育产业发家致富。比如这白鹿书院的山长一职，历来就必须要有举人功名在身才可有资格接任。而这儋州大大小小两位数的书院，其创始人几乎全都是历朝历代的落榜文人。觉得经营书院麻烦想偷懒的，也大可找个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只需管理那么几个学生，同样能混个丰衣足食。
当然还有一类人选择的谋生方式更为直接，就是下海经商。走这条路的文人一般都有着殷实的家境，的确不是一般人可以效仿。如明朝的沈万三，清朝的伍秉鉴，都是科举无望之后选择跟随父辈经商，之后就成为了当时的商业巨子。
但以上的这些例子对于儋州本地的读书人来说，想要实现都有一定的难度，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儋州这地方的统治权已经不再属于大明所致。整个海南岛上的大明官员要嘛选择了投靠海汉，要嘛就处于赋闲状态，师爷这个职业根本就没有市场需求，自然也无从谈起就业机会。至于写公文这种事，连衙门都停止运作了，又哪还有什么公文要写，近两年所有上报的公文全部都是海汉那边专门的部门代劳了，让民间文人们连打零工的机会都没有。
至于下海经商这条路，海汉倒是十分欢迎，这两年里也的确有一些家境富庶且心思灵活的读书人抓住了商机，成为了与海汉合作的分销代理商或是种植园农场主。但这个办法也不是人人都能用，毕竟这个时代的大部分读书人还是坚持认为商贾是属于比较低贱的职业，不愿意放下自己作为文人的尊严。而有这种打算的人，又未必有相应的能力和起步的本钱，可能连入行的门槛都跨不过去。
如果以上这几条路都走不通或是不愿去走，又不愿意放下身段为海汉效力，那就只能先待在这里混混日子，反正靠着给书院做代课教师的收入，起码一日三餐还是能混过去的。范长逸本来不太想安排宁崎参观高级班，但后来还是改变了主意——要是海汉人在此期间看中了某人直接带走，那对白鹿书院的名声也大有好处。
这并非不可能发生的事，毕竟能够在科举中考取功名的读书人，文化素质都不会太差，而且这里每个人都是范长逸认可之后才能留在书院里继续研读经史子集，本事也算是有一点。范长逸认为这些人虽然还是想考取大明的功名，但并不代表他们就对大明有多忠诚，否则怎会心甘情愿地留在“敌占区”生活，早就应该迁离这里了。更大的可能，还是这些人抱着待价而沽的心态，希望能够凭借自己的秀才或举人的身份，得到一个更好的报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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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于初级班和终极班的学员，书院对高级班这些已经有功名在身的读书人其实已经没多少可以传授的学问了。让这帮人寄身书院，一方面是为了展现书院的教学成绩，另一方面有些教学工作也可以交给他们去做，以冲抵他们在书院的开销。当然了，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这帮人自己所作出的选择。
对于高级班的这些读书人来说，放弃数年寒窗苦读考出的功名，投靠海汉从头再来，多少也是有些不划算的感觉。毕竟他们的功名在海汉人眼中并不值钱，去了多半也得从最底层的书吏做起。但如果能在下一次的乡试或者会试中考出好成绩，那立马就能山鸡变凤凰，可以选择的出路也就多了，至少不会沦落到依靠街头卖字作为营生手段的地步。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两句话一向被历朝历代的读书人奉为金科玉律，但自唐代开科取士以来，也只有考中“进士”之后才能有官可做。而进士的录取率一向很低，天下读书人只有极少一部分能够获得这种殊荣，绝大部分人终其一生也没法通过这条独木桥混进体制内。
这种激烈的竞争当然是每个读书人在选择科举这条道路的时候都必须面对的残酷现实，所以大部分读书人除了考取进士做官这个终极目标之外，其实也还是有比较现实一点的打算，比如说考取到力所能及的功名之后，就转行去从事别的职业。
比较体面又有收入保障的职业，大概便是给在任官员当师爷了。科甲出身的官员学的是四书五经，只会写写八股文，甚至有些靠着纳银捐官走上仕途的官员连八股文都写不了，要这些菜鸟官员上任之后去办理征粮收税、审人办案、迎来送往、上报拟稿、下发告示这些实际事务，多半都只能抓瞎。所以就必须要找一些有文化又懂实务的助手，来协助他们处理政事。
如果仅仅只是书虫，没有一定的社会经验，那也很难会得到官员的青睐，毕竟师爷这个职位并不属于衙门的正统编制，饷银都是由雇主官员自己掏腰包而非公费开支，没点真本事是肯定不行的。而科举考试并没有年龄方面的限制，所以当了师爷之后仍然可以继续参加科举。可以一边拿着优厚的待遇一边进修等下次考试机会，这对于读书人来说的确是一条极佳的出路。
当然了，如果本身有官方认可的功名，那做师爷的肯定会更高一些。州县官员一般会聘请有实务经验的秀才，而各省道台以上的官员聘请的师爷基本都是举人，并且这些高级师爷手中也将或多或少地掌握一部分官府实权，其身份地位就绝非普通读书人可比了。而且抓着从师爷身份跃升为一国重臣的例子，在历史上也不是没有出现过，比如晚清的左宗棠、李鸿章，都是师爷出身的肱骨大臣。
但话说回来，官员的数量也是有限的，所以师爷这碗饭也不是人人都能捧起来吃，这个行业里也同样存在着竞争，能被聘请为师爷的读书人比例，其实比考中进士当官的也高不了多少。所以大多数人最终还得另谋其他出路。
比如文笔好的读书人可以专业代笔写公文，唐代诗人李邕一生中代写公文八百余篇，《新唐书》中记载“李邕代撰官折受筹银巨万，据此为豪富者。”类似这样的公文高手，还有贺知章、宋之问、骆宾王等人，靠着这个特殊的本事，也能混个衣食无忧。
此外也有落榜文人遵循圣人的先例，自己开书院或者给权贵做家教，依靠教育产业发家致富。比如这白鹿书院的山长一职，历来就必须要有举人功名在身才可有资格接任。而这儋州大大小小两位数的书院，其创始人几乎全都是历朝历代的落榜文人。觉得经营书院麻烦想偷懒的，也大可找个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只需管理那么几个学生，同样能混个丰衣足食。
当然还有一类人选择的谋生方式更为直接，就是下海经商。走这条路的文人一般都有着殷实的家境，的确不是一般人可以效仿。如明朝的沈万三，清朝的伍秉鉴，都是科举无望之后选择跟随父辈经商，之后就成为了当时的商业巨子。
但以上的这些例子对于儋州本地的读书人来说，想要实现都有一定的难度，主要原因还是因为儋州这地方的统治权已经不再属于大明所致。整个海南岛上的大明官员要嘛选择了投靠海汉，要嘛就处于赋闲状态，师爷这个职业根本就没有市场需求，自然也无从谈起就业机会。至于写公文这种事，连衙门都停止运作了，又哪还有什么公文要写，近两年所有上报的公文全部都是海汉那边专门的部门代劳了，让民间文人们连打零工的机会都没有。
至于下海经商这条路，海汉倒是十分欢迎，这两年里也的确有一些家境富庶且心思灵活的读书人抓住了商机，成为了与海汉合作的分销代理商或是种植园农场主。但这个办法也不是人人都能用，毕竟这个时代的大部分读书人还是坚持认为商贾是属于比较低贱的职业，不愿意放下自己作为文人的尊严。而有这种打算的人，又未必有相应的能力和起步的本钱，可能连入行的门槛都跨不过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