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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9章

    大早上的,艳阳高照,周长城和万云挤了一小时的公交车,热得额头和背后全是汗,衣服都皱了,两人一下车,就在附近找了个井头,跟附近的村民要了点水,用旧手帕擦脸擦脖子,冷水敷面,再灌几口铁皮水壶里的水,这才凉爽一些。
    在公交站台下了车,再往西郊农贸市集去的话,还得走一段路,今天放假,仿佛整个平水县的人都出来走动了,西郊这种远郊,也是摩肩接踵的,小小一片井字形的街道,人多得水泄不通,有些路段还得挤着走。
    好不容易走到万云熟悉的那几个农贸店门前时,她看到不远处停了一辆大巴客车,车头上面放了块白色小板子,用大红色的颜料写着四个字:开往广州。
    万云指着牌子,有点兴奋:“你看,是到广州的车!”
    周长城也好奇地看了那辆车一眼,车子乘客坐得很满,车窗全部打开,人头攒动,车顶用绳子绑满了行李,司机和几个人在边上喝水抽烟吃东西,没有来凑农贸市场的热闹,估计外地经过的客车,暂时停在这儿休息的,也不敢放太多乘客下来,担心万一跟当地人起了冲突,走都不好走。
    “哪天我们也能去广州看看就好了。”万云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憧憬。
    离开万家寨的知青们写回来的信,像描述了一个新世界,充满了蛊惑,这种幻想深深地扎在了万云的心里。
    尽管来信知青说的不是广州,却也是一个大城市,信里说的那个到处都是工厂,一人一张床,每个月工资甚至有两百块的世界,对于万云一个没有工作的人来说,有着莫大的吸引力。
    周长城也不过是个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对山外面当然也有期待和好奇心:“那我们攒点钱儿,等有长假的时候就去,到省里坐火车去!”
    “我看报纸上,有些地方结婚的夫妻还会去‘蜜月旅行’,去北京去上海去广州,都是有名的大城市。”周长城略带兴奋地和万云说,这些是他在厂里读报栏上看来的。
    万云的情绪也被带动起来:“那咱们多多攒钱,等攒够了,先去广州,再去其他地方。”
    说起来,他们也是新婚夫妻呢!
    “好,去广州,还能看看桂老师!”周长城不由拉着万云的手,跟她一同神往起来。
    “桂老师是个什么样的人啊?”万云又问,又觉得周长城厉害,竟能认识住在大城市的人。
    周长城还是那句话:“这件事,真是说来话长。”想想万云已经是自己人了,两人夜里关了灯,什么肉麻的话都说得,何况跟桂春生老师的事也不算什么秘密,早晚要说一下的,不如现在讲了。
    “桂老师,原本是叫桂裴华,是下放到周家庄的知识分子,后来平反了,他自己就给自己改名叫桂春生。”周长城说起这个六年没见的老师,也有些陌生了。
    “我们那儿有十几个下乡的知青,但没有下放的臭老九。”万云也想起那几个大城市来的知青们,有男有女,“七九年后,他们全都走了,一个没留下。”
    周长城说:“本来平水县也不是他们的家乡,政策放开了,他们就回家了。”
    万云也跟着同意,谁都想在自己家,她不也一样,希望和周长城有个自己的房子吗?
    “桂老师这个人,命运比较波折。”周长城和万云也不急着去农贸商店买东西,于是找块干净的空地坐下来吃点自己带来的花生,现在店里都是人,嗡嗡嗡的,他们不着急赶回去,就懒得去人挤人。
    “他原本是教大学生的老师,七零年被打成黑九类,最开始只是在他们当地的街道扫大街,”周长城对桂老师的来历知晓一些,了解得又不是那么具体,只能模糊地跟万云讲一讲,“除了他本人是知识分子,桂老师家在解放前应该是地主,我听人说他是地主的后代。广东那边有下南洋淘金的习惯,他好多近亲在国外都没回来。”
    “桂老师有两个儿子,大儿子七三年的时候,刚满十五岁,被当地安排到内蒙去插队了,在当地待了一年多,谁知七四年冬天他跟着另外几个人扒着运煤的火车,一路南下,穿过铁丝网,逃到香港去了。这件事一传到当地的革委会,桂老师夫妇就被严加看管起来了。”
    “革委会的人把他们夫妻关押起来审问了一个月,也没从他们嘴里问出有用的信息来,没有办法,也就把他们夫妇释放了。可放出来后,处境反而变得更差,子债父偿,原本还能待在城市的桂老师夫妇和小儿子,受大儿子拖累,得被继续下放,往更偏远的地方去。”
    “最开始,桂老师和妻子儿子是一起被下放到粤北一个山村里的,桂老师不服气,出发前写信给当地领导申诉,说这是迫害,要求再次彻查,还他们清白,但每一封信从他那里递出去都要被审查一遍,桂老师的申诉信被拦下,被革委会的人知道,就看他更不顺眼了。除了地主成分,儿子逃港,他有不少亲戚都在海外,涉嫌重大的海外关系。于是本来要去粤北的他,因为这封信的缘故,最后只能跟家人分开,就被下放到了我们周家庄,离家远远的不说,还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举目无亲。”
    听别人的人生,跟听故事似的,有种隔靴搔痒的茫然。
    八十年代后,不少地富反坏右被平反了,从坏份子变成了要团结的一部分力量,加上百万下乡知青返城,市面上出现了不少伤痕文学,说的就是□□十年上山下乡的事。
    万云不上班,万雪担心她一个人在家无聊,给了不少故事类的杂志给她看,有些是民间传奇的故事,也有不少是知青下乡期间发生的事,她这几天倒是看过几个。
    “那他是怎么跟你认识的?”万云问。
    “桂老师原来是个大学老师,下放的时候,因为怕村民们不知道他的来路,被他语言挑拨,引起人民矛盾,所以他的档案一开始就是公开的。我们周家庄的村支书上过中学,是个尊师重道的人,对有本事教大学生的桂老师很是尊敬,他刚到我们庄上的时候,红袖章们来的不算频繁,只是把人放到我们那儿,支书伯伯还给桂老师在知青点边上弄了个小土屋,他就跟知青们一起干活挣工分领粮食。”周长城慢慢回忆着当年的事情。
    “七五年我十岁,记得是刚过完年不久,跟同村的小孩儿在村口玩儿,忽然来了一队戴红袖章的人,说要从严处理桂老师的问题!”周长城的脸色有点严肃,显然对那一次的记忆印象很深刻,“他们说,桂老师下放到粤北的家人也逃跑了,但是没人知道他们逃到哪里去了,革委会的人怀疑跟他大儿子一样,也逃到香港去了。”
    “于是那一阵子,桂老师不能住小土屋了,戴红袖章的那几个人把他的东西都拿走,只剩下两件衣服,让他搬到我们庄上的牛棚里去。后来时不时还要被压出来做检讨,满村子去游行。”
    周长城的手握成一个拳头放在嘴巴前,有些不忍回想,除了桂老师,他们村还有其他下放的地主后代,知青也有二十来个,不过都没有像桂老师这样凄凉,三天五头都要被拉出来批斗树典型。
    跟桂老师没有交情之前,周长城和周家庄其他这种半大的孩子一到游行的夜晚就很兴奋,拿着跟棍子跟在红袖章后头乱窜,唱着当年的歌曲,嚷着要打倒一切。
    “我们庄上有三头牛,在山脚下有个牛棚,桂老师就在牛棚边上搭了个三角草棚子,庄上给他安排清理牛棚的活儿。”周长城喝口水,继续说,“这种安排,村支书也没办法,只让他打扫牛棚,其他的农活就没给他安排了,主要是红袖章们来得太勤快了,想让桂老师喘口气都不行。”
    万云看着周长城那张深邃的脸,端然肃穆,想来是对桂老师的惨状抱了很大同情的。
    “庄上的牛每天都要赶到山上去吃草,这个活儿不算重,村里安排给我们几个十来岁的孩子,也算三个公分。那天刚好轮到我,出门前,奶奶给了我一根煮熟的红薯,让我放牛的时候饿了吃,我拿着红薯,就兴冲冲跑到牛棚去牵牛出来吃草了。”
    周长城想起第一次和桂春生说话的情境。
    当时他爸妈和爷爷奶奶都在,家里只有周长城一个小孩,大人们都疼着他,有点多余的粮食全都先紧着他。
    后面亲人陆续病逝,他成了周家庄的孤魂野鬼,吃了几年苦,可细细分说起来,他的童年是充满了温情的。
    周家庄的牛有三头,一次要去两个孩子,可那天,本该和他一起的小伙伴从树上跳下来弄伤了脚,赤脚医生给夹了竹板子,出不了门,他就一个人拿着奶奶给的红薯去了牛棚,反正只是把牛赶上山,牛吃饱了,再赶回牛棚里,这些是他做惯了的事,且都是性情温顺的老牛,大人们都还算放心。
    到牛棚的时候,周长城跟往常一样骑在一头青牛的牛背上,拿着路上折的小竹鞭赶另外两头牛。
    这时住在牛棚边上的桂老师虚弱地站起来,扶着牛棚的竹竿,蓬头垢面,嘴唇发白,脸色有不正常的红晕,小声地问他:“小孩,你的红薯能不能分我一半?”
    周长城当然紧着粮食,把红薯放在胸前,生怕这老头要抢他的食物。
    可桂春生当时根本没有力气,连抬眼都觉得累,见这小孩手上有点吃的,才爬起来问一问,他想,若是今天一点米粮都不进,那就干脆死在这里好了。
    周长城对这个老头不陌生,红袖章一来周家庄,就要把他压出去游行,他们一帮小孩跟在后头看热闹,都说他是大坏蛋,可是周长城看这老头来到庄上这么久了,除了干活扫牛棚,也没干什么坏事,现在看他又一副随时要倒下的模样,向来被家里人善待的小少年就有点心软,但是一整根红薯给出去,他舍不得,就掰了半根下来,递给桂春生,也不说话,不敢和他说话。
    桂春生接过周长城的半根红薯,狼吞虎咽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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